二战后德国婴儿潮时，1964年新生儿达136万，之后逐年下降，2011年降至66.3万。但政府推出家庭政策后，生育率回升。到2020年，德国出生77万多婴儿。2021年3月，疫情期间新生儿达65903名，创23年新高。

进入工业化社会后，各国都需应对的重要任务是鼓励适龄人生儿育女，以减轻老龄化问题，我国也不例外。在德国，提高生育率一直是政府家庭政策的关键。

我在金融科技公司负责开发新业务，老公边工作边考国家幼教资格证。怀老二是个惊喜，当时老大还不到2岁，而我已过35岁，只能顺其自然，按计划进行。

从香港搬到德国后，本以为能摆脱2000欧租60平米小屋的日子，却发现德国大城市房价也飙升。2020年初，我们决定贷款买房，成了房奴。老二出生时，我正背着房贷，却也乐在其中。

工作繁忙还要照顾宝宝，我实在分身乏术，含泪把小猎犬阿蒙送到了乡下。深秋时，它在新家望着窗外广袤天地，而我则担心着即将出生的更需照顾的小宝贝，心里满是不安。

由于年纪大加上身体不好，医生让我从2020年5月开始休息，别上班了。那段时间，我深入研究德国的生育及育儿政策，了解清楚后，心里的焦虑也慢慢缓解了。

2020年5月起，我遵医嘱开始孕期休假，这其实是病假。高龄怀孕可能并发多种症状，医生认为这些症状有害，会建议休假或减工。雇主需按原薪支付，费用由公立医保承担，资金来自日常缴纳。

有些孕期禁忌是由准妈妈的工作性质决定的，比如重体力活、长期接触化学品或在高温高噪音环境工作。这时，雇主需改善工作环境或减轻工作量，且在准妈妈休假时保持薪资不变。

我有俩朋友，怀孕7个月时就开始休产假了。一个是心理医生，工作压力大；另一个是理发师，每天站4小时以上，还少动。这些对胎儿和母亲都不好，所以法律让她们休假。

二宝的预计出生日是8月28日。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半到宝宝出生后两个月，妈妈们可享全薪产假，费用由雇主承担。

有些朋友会选择父母金升级版，比如父母想半天工作半天陪孩子，就能申请。升级版金额计算方式一样，总额不变，但每月减半，最长可领28个月。

休完带薪产假，我和老公向政府申请了14个月的育婴假，我休8个月，他休6个月，这期间我们都能拿到全额父母金。

比如，一个五口之家在德国很常见，他们收入稳定。在孩子成年前，除了夫妻工资，每月还能领663欧元（约4600人民币）儿童金，2020年还加发300欧疫情补贴。这足见政策对育儿的大力支持。

灵活的育婴假加上丰富的父母补贴和儿童福利，让家长们有更多选择。这对决定是否生育，特别是二胎，至关重要，尤其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意义重大。

带过婴儿的爸妈都懂，产假和育婴假绝非真正休息。新生儿全天需求不断，夜奶、哄睡、拍嗝、安抚接连不断。家里常是我乱发疲惫，老公红眼熬夜，换尿布成了常态。

能同时忙工作赚钱又照顾婴儿的父母，简直是无所不能的大神。但我们明白，自己并非那种全能超人，做不到一心二用。

我老公是苏格兰人，我爸妈在中国。我们选择在德国安家时，哪会料到新冠这只大意外？从2020年起，疫情一直骚扰不断。双方父母都60多岁了，因签证和身体问题，很难从苏格兰或中国来德国团聚。

2018年，老大出生，那时还没疫情。我妈特地从国内来照顾我月子，呆了三个月。后来公婆也从苏格兰常来短住帮忙。2020年老二出生时，德国因疫情关了好多幼儿园，老大的园所也未能幸免。

没人帮忙带孩子，只能靠自己！我计划好，独自带俩娃8个月。德国法律保障产假育婴假职位保留。之后我复工，老公接力照顾。育婴假补贴让我们顺利度过难关。

柏林等12个城市和州，日托机构对3岁以上孩子全免费，其余州按家长收入来收费。因此，柏林的家长每月仅需支付23欧，就能把孩子白天托付给日托机构。

但实际上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事情的真实面貌与我们原先的想象大相径庭，需要重新审视和理解。

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民调显示，75%的家长觉得儿童日托机构不足。2020年数据显示，全德34万儿童无日托机构可入，大城市尤为严重。德国家庭政策的短板在于儿童托管。

在德国，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幼儿园，想入园都得排很久的队。家长们一怀孕就赶紧报名占位，但孩子出生时还不一定能进，可能只是在等待名单上默默排队。

除了学位紧张，管理也相当混乱。各幼儿园规矩不同：有的需面谈，有的邮件就行，有的还得电话预约面试，有的只收纸质申请。想想家长报了20家，才收到一两家通知，谁会去通知没被选中的取消等待呢？

这导致幼儿园等待名单越来越长，却并非真实需求体现。供给情况也不透明，哪家幼儿园有空位、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，根本无从知晓。

八月份，俩孩子终于要进那家双语幼儿园了，我们排了两年队，差点放弃时才接到面试通知。园内有150名孩子，园长说等待名单上还有800多人，我一听，眼前就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小脑袋。

除非有钱直接送孩子去高价私立幼儿园，不然家长们总会妥协。德国资源分配均衡，幼儿园质量虽有差别但不算离谱。实在不行，工作的家长还可以请保姆，政府会补贴费用。

市场调节多年未见明显成效，公平效率皆失。大城市人口激增，柏林政府终采取行动。2018年选幼儿园还靠碰运气，2020年七成公立园已上网，家长可查询并在线报名，虽信息不全，但总算有进步。

政府为解决供给问题，加大了幼儿园扩建的预算，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，吸引新人投身幼教。效果虽如德国许多事情般来得慢，但大多能带来长期效益，我们静心等待。

妈妈要去上班了，她得忙自己的工作去了。

他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情玩耍！”

多亏能和雇主灵活商量上班时间和地点，我和孩子爸爸上班后，依然能照顾好孩子，真是方便了不少。

弟弟从下铺惊醒，立刻下床跑到我们卧室，小手摸着丈夫的脸哭喊：“要奶奶！”对弟弟来说，这事最重要。丈夫已习惯，睡得很沉。我忙完工作，被弟弟吓到，连忙去做早饭热奶，教他如何摇醒爸爸。

早饭后，我们赶紧给孩子们穿衣洗漱，然后我和丈夫轮流送他们去幼儿园。轮到我时，我匆匆把兄弟俩放进小拖车，挂在电动车上飞驰而去。送完他们，我回家工作，下午4点再去接，因为幼儿园5点关门。

一到家就赶紧忙活起来做饭，等老公六点左右到家照顾孩子。晚饭后，我们一起陪孩子玩、洗漱、睡觉，然后夫妻俩聊聊天，大概十点我就准备休息了。

在德国，像我们这样以两代人为单位的小家庭很常见。双方父母不在身边，同城的德国老人也信奉放手原则，除非必要，不然不帮带孩子，有的离得近的，也就每周帮忙照看一两天。

德国政府重视家庭政策，推动灵活工作时间和短工时。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，灵活工作模式日益流行，如3+2或4+1的在家与办公轮换，减少了通勤和办公成本，深受职场人士欢迎，尤其是有娃一族。

这是雇主与政府携手共创的美好愿景，现实中，我们周围有许多家庭都因此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和益处。

然而，可以预想到的是，并非所有雇主都乐意或能够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和远程办公。

Daria是位妈妈，在企业做HR多年。产假后，因无法全职，被雇主找理由合法劝退。她说，这很常见。疫情下，制造业和旅游业受损，雇主更看重投资回报率，半职妈妈常被劝退。

那些建筑工和厨师父母，还有护工与超市收银员爸妈呢？灵活工作制没覆盖到所有人。许多蓝领得在本地干活，收入本就不高，现在物价飞涨，哪敢想减工时。雇主辞退他们也更容易，合同短，不满意就不续了。

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幼儿园，父母才能安心赚钱。因此，家庭政策得全方位考虑，一旦某个办法行不通，还有其他方法能顶上，给不同家庭各自需要的帮助。

聊聊政策扶持：提供经济补助、灵活育儿时间、强化基建、就业保障，还有多子女家庭的特别福利。亲身体验证明，这些措施确实提升了亲子幸福感。在德国养娃，经济无忧，幸福感满满，生育决定更从容。

提升家庭成员的就业参与度，不仅是家庭政策的一个目标，而且这个问题复杂，单靠家庭政策难以全面解决。

德国曾说老一辈妇女婚后生活就是“教堂、厨房、孩子”。但现在，就连保守的南部地区如巴伐利亚，这种围着教堂、厨房和孩子转的生活也少见多了。

许多行业里，女性薪资往往低于同级别男同事。产后，妈妈们因恢复和哺乳等原因假期更长，归来时晋升已落后。这在高校和企业尤为突出，导致不少育龄女性即使有伴侣和事业，也选择推迟生育。

我的大学好友Clara性格直爽，22岁就结了婚，25岁离了。现在和男友同居8年多，挺过了七年之痒，正纠结要不要孩子。她担心一旦生育，会在公司激烈的竞争中落后。

深入了解后，我们发现德国的生育率出现了回升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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